“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的历史与现状”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子课题研究中的一部分，任务是对古代近东及西方年代学的历史与现状作较为全面的总结，目的是为这项系统工程提供参考与借鉴。经过近三年多的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这一课题现已完成，希望对我国早期历史的断代研究能有所裨益。
年代学作为一项庞杂的系统工程，举凡考古、文字、历史、天文等学科均可作为其研究对象，而自然科学的发展则为年代的确定提供了较为有效的研究手段。就年代学研究可资利用的材料性质上看，可分为文字出现前和文字出现后两个时期。我们所关注的是文字出现后年代框架的重建，而这一时期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运用有限的资料把古代纪年换算成现行的公元纪年。
古代两河流域作为世界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很早就采用了较为成熟的纪年方法。就出土的大量泥板文书而言，其中很多王表、名年官表以及天文现象记录等均可作为年代学研究的重要史料。
从约公元前3300年古朴象形图符的出现到公元前323年波斯帝国的灭亡，两河流域文明经历了3000余年的历史。由于初史时期（前2900年—2300年）研究资料的匮乏，两河流域年代学者一般采用由文献相对丰富的晚期（公元前1000年纪、公元前2000年纪）向早期推进的研究方法。
1．公元前1400年—前323年。这一时期是两河流域的古典帝国时，其年代学文献丰富而可靠。主要文献有《亚述王表》、《亚述名年官表》以及《托勒密国王经典》。《亚述王表》记载了亚述早期王朝到帝国后期所有在位帝王的统治年数。依照《亚述名年官表》不仅可以确定亚述帝国晚期诸王的排序和在位年数，而且可以佐证《亚述王表》的可信程度。成书于公元2世纪的《托勒密国王经典》记载了从巴比伦王那布那萨尔（前747年继位）到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30位巴比伦统治者的在位年数以及重要的天文现象：如发生在亚述帝国阿淑尔丹在位第10年的一次日食，经推算为公元前763年6月15日，以此为基点，便可推导出阿淑尔丹前后各名年官的公元纪年。
2．公元前2000年—前1400年。这一时期为两河流域的王国时代。《亚述王表》中由于这一时期的记载出现残缺与误差，且无名年官表可资参考，所以年代框架的重建工作需要依靠古文献中天文现象的记录与现代天文学计算来修正王表之不足部分。根据古巴比伦王朝第10位王阿米嚓杜喀在位的第1—10年有关金星观测记录是确定古巴比伦时期绝对年代的关键所在。现代天文研究对阿米嚓杜喀元年所得出的多种公元年值，巴比伦第6王汉谟拉比元年因此也出现了多种选择。鉴于汉谟拉比时代丰富的史料与考古遗存以及14C研究方法的运用。
3．公元前2000年以前的年代。公元前2000年以前的历史为城邦时代。早王朝、阿卡德、乌尔第三及伊辛第一王朝的重要史料有《苏美尔王表》、《伊什比埃腊（头名）年名表》和《乌尔和伊辛年名表》。伊辛·拉尔撒时期由于与古巴比伦王国关系紧密，故可根据古巴比伦王朝的年代值推导出伊辛·拉尔撒时期的绝对年代。乌尔第三王朝凡108年，以色列学者通过对年名表的研究，得出了该王朝的绝对年代，时在公元前2111年—前2004年。由此赓续上溯，有关各邦统治者的记载多见于《苏美尔王表》。但是，由于现代学者对王表理解上的不同，从而导致了对阿卡德公元元年研究上的纷争。就目前研究而言，公元前2334年说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与古代两河流域一样，埃及年代学研究亦有着相对丰富的纪年史料，如王表、国王家谱、铭文及天象记录等。根据这些带有文字的古代遗存，并以第26王朝（后王朝时期）为基点，由后向前推，便可建立起古代埃及历史沿革的年代框架。就历史分期而言，古代埃及史大致可分为前王朝时期（史前文化）、早王朝、古王国、第一中间期、中王国、第二中间期、新王国、第三中间期、后王朝时期及希腊罗马统治时期。埃及年代学意义上的“王朝”是由公元前3世纪的埃及僧侣曼涅托在其《埃及史》一书中划分界定的。后人在其30王朝的基础上又加上了一个王朝，凡31个王朝。
1．希腊罗马统治时期及后王朝。从第26王朝（公元前664年—525年）到公元641年阿拉伯人入主埃及，这一时期埃及年代学资料明确而丰富，其他地区，如两河流域、希腊罗马等，也有着大量的相关记载，定年简便易行。
2．第三中间期。第21—25王朝在位27王，统治413年。第22王朝始于公元前945年，是为第三中间期的一个关键数值。这一年代是以第26王朝为起点，并结合亚述与希伯莱年代学而确定的。另外，多种语言文献的出现以及波斯、罗马等历法的传入，为年代的换算提供了便利。
3．新王国。第18—20王朝历14王，统治165年。新王国年代学主要的研究资料有王表以及诸多官员的私人文献。而神庙遗址之间的承继关系可以确定各王朝的起讫；天狼星偕日同升的天象记录则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一时期年代的确定。
4．第二中间期。第13—17王朝在位9王，统治236年，特别是几个政权并存。带有王名的印章、《都灵王表》及曼涅托的记载为确定第二中间期各王朝的重要文献。
5．中王国。第11—12王朝计15王，从公元前2106年到前1786年统治了320年。这一时期的文字材料大多来自考古遗存，其中包括遍及上下埃及的坟墓、神庙、石碑及雕像上的铭文。第12王朝塞索斯特里斯三世治下的第七年出现天狼星偕日同升的现象对第12王朝年代的确定有重要的意义，但由于对观测地不同的猜测，所得出的年代值也各有不同。
6．第一中间期。第9—10王朝凡17王，但只有两个国王的名字流传下来。第9王朝前4王在位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160—2100年。第10王朝的具体年代不详。
7．古王国第3—8王朝计44王，统治540年。由于这一时期在位国王较多且统治年限较长，所以国王间的先后排序以及在位时间的确定便成为焦点问题。《都灵王表》和《阿拜多斯王表》与其他文献的相关记载相悖时，只有通过带有文字或不带有文字的考古遗存来解决。
8．早王朝时期。根据《帕勒摩石碑》的记载，第1—2王朝凡300年，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000—2700年。在位王文献记载不一，盖14人。
与近东其他地区相比，赫梯年代学研究既没有专门的王表，也没有确定的纪年方法。因此，以楔形文字符号学为基础、通过官方文献（年鉴、条约、外交信函等）与两河流域和埃及相关记载的比较并结合考古地层学与古器物学定年是为赫梯年代学研究的一大特点。广义上讲，从赫梯民族约公元前19世纪迁移并定居在小亚西亚半岛到公元前1200年赫梯因内外部原因灭亡，赫梯的历史不足千年。狭义上讲，若从哈图西里一世约前1600年在哈图沙建都算起，赫梯历史不过400年，分为古王国、新王国及帝国，在位约12王。鉴于赫梯年代学自身的研究特点，其年代框架的建立很大程度上需要参照近东其他地区的年代而定。
希腊文明对继之而起的罗马文明影响很大，罗马年代学研究自然也离不开希腊年代学的传统；在年代学的史料运用及研究方法上也有着相同之处，故在此一并述之。
同近东地区的王表、名年官表、碑刻、印章等以楔形文字、象形文字为载体的考古遗存相比，希腊罗马则以经文艺复兴流传下来的希腊、拉丁文献为主。就希腊早期历史而言，大概迈锡尼时代的线形文字B是为希腊已释读成功的早期文字，所载内容极为有限。作为西方古典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发生在公元前1250年的特洛伊战争是这一时期的关键年代。迈锡尼文明衰落后，希腊历史进入几无文字的所谓“黑暗时代”，有关这一时期的风俗习惯和政治制度大多源自荷马史诗。
在年代学研究的划分上，公元前6世纪以前的断代归属于早期。因为从公元前5世纪起希腊才有较详尽的历史文献传世，其中包括对早期历史的追溯。直到公元前3世纪，以雅典执政官年表为基本线索的雅典早期年代框架才得以建立。雅典一年一任的执政官年为雅典的元年，时在前685年。
据古史记载，希腊古代大小城邦数以千计，各邦几乎都有自己的纪年系统与方法，甚至同一个城邦会因时间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历法。公元前5世纪末，出现了一种以4年一度奥林匹克赛会纪年的全新体系，而第一届赛会（前776年）则为希腊正式纪年的起点，也使得执政官年表有了对应的参照值。
崛起于西地中海的罗马，于公元前1世纪已基本统一了地中海地区。这一历史格局的变化亦影响到纪年方法上的变化。罗马史家狄奥多鲁斯（约前80—约前21年）在其《历史文库》中，采用了奥林匹克纪年、雅典执政官年以及罗马执政官年的综合纪年法，从而把希腊传统与罗马历史联系在一起。
至于罗马自身的纪年方法，最具年代学研究价值的当数前3世纪的大祭司年代记，这种逐年记事方法对早期罗马史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罗马史家加图接受了埃涅阿斯在特洛伊陷落后率部到意大利建立罗马城的希腊传统，并把罗马城的建立定在特洛伊战争后的423年。罗马建城的时间作为罗马的元年之一，罗马史家的记载各有不同，前1世纪瓦罗的前753年说影响最大。他采用的“自建城以来”的纪年体系是为一种相对纪年的方法。奥古斯都时代制定的卡皮托执政官表部分继承了瓦罗年表，但在一年起止的计算上却有着不同点。除此以外，罗马纪元方法还有行省纪元、戴克里先纪元以及耶稣诞生纪元。由于这些纪元的起讫各有差异，所以换算成现行的公元纪年亦有区别。
两河流域与赫梯的古文字形式是一种用削成楔形的芦苇压印在泥板的楔形文字，与形、声、意兼备的埃及象形文字一样，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渐渐被弃用，最终成为无人知晓的“死文字”，人们对这些地区的认识与了解也只限于《旧约圣经》以及西方古典著作中一些零乱、有时甚至是歪曲的记载。自上一世纪初起，随着两河流域大量泥板文书、碑刻和纸草文书的出土以及楔形文字、象形文字的释读成功，尘封了几千年的两河文明、埃及文明、赫梯文明才为世人所知。全方位研究这些古代文明的新兴人文学科——亚述学、埃及学、赫梯学的建立，标志着古代近东各地区年代学研究的开始。
西方古典年代学研究发端较早，第一部系统的年代学研究是公元前3世纪末埃拉托斯特奈斯所著的《编年史》。他利用当时在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的工作之便广泛涉猎前人著述，在综合希腊各邦不同编年体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统一的纪年体系。埃拉托斯特奈斯的后继者们不仅接受了其著作中有关希腊早期的历史年代，而且还有所创新。公元前1世纪，卡斯托尔的年代学研究延伸到两河流域和埃及，并把这些古王国的历史同希腊罗马传统联系起来。这种纪年方式在公元4世纪尤塞比乌斯的著作中表现得更加完善。
综观古代近东与西方古典年代学研究的历史，历代年代学学者均是从资料相对丰富的晚期向文明初始的早期逐渐推进的研究方法；就文明发生的时间上看，则是从罗马希腊上溯至埃及至两河流域。
同西方古典相比，亚述学、埃及学、赫梯学建立伊始既面临着对考古出土文献的校勘与定年。随着考古遗存的不断增多以及科学研究手段的进步，特别是天象记载的出土发现，近东地区各文明史也在不断地改写，各自内部的年代框架在不断的否定与重建中逐渐完善起来。以两河流域公元前2000—1400年王国时代绝对年代的确定为例，自从1912年《金星泥板文书》发现以来，亚述学者对古巴比伦第10王阿米嚓杜喀在位元年的天文研究先后得出了9个绝对年代值。
1928年，珐得壬翰根据郎敦和肖赫推算，提出了5个不同的阿米嚓杜喀元年值，并认为最有可能的元年值是前1920年。若按此推算，古巴比伦王朝的末年在前1868年。1940年，西德尔斯提出了前1702年说。同年，温革那德也对前1920年说持有异议，他认为阿米嚓杜喀元年在前1645年的可能性最大，比珐得壬翰的1920年说晚了275年。从1942年到1972年间，亚述学者又提出了前1581年说，而温革那德的前1645年说重又得到维尔的赞同。然而，古巴比伦王朝年代框架的建立仅仅依靠天文数据的推算是不够的。解决该王朝的年代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对第6王汉谟拉比元年的确定。作为统一两河流域的有为君主，汉谟拉比曾数度远征，考古遗存较多，易于采取多种方法进行综合研究。
事实上，对汉谟拉比元年的研究早在1888年即已开始，有前2394年说，前2003年说。汉谟拉比的元年在阿米嚓杜喀元年之前的146年，若根据较有可能的阿米嚓杜喀元年的4种说法（前1920年、前1702年、前1645年和前1581年），汉谟拉比的元年则分别为前2066年、1848年、前1792年和前1728年几种选择。通过对叙利亚阿拉伯赫梯遗址的地层及文物研究表明，汉谟拉比所处的年代在前19世纪或18世纪，显然与前2066年时间上相悖。另外3个元年数值则为学界所认同，从而形成了所谓的“上限、中限、下限”3个年代系统。宏观上讲，采用哪一种年代系统对两河流域整个年代框架都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因为中限与上下限的时间差不过60几年；但问题的关键是哪一种更接近史实。
这种上中下限年代系统的选定，同样表现在埃及年代学研究的过程中。发生在中王国与新王国天狼星偕日同升的两次天象记录是确立这两个时期乃至于整个埃及年代框架的重要资料。但是，由于观测地点的不同（据猜测发生在底比斯、埃及南部的埃里芬提尼和孟菲斯附近），从而导致了上中下限3个不同的年代值。而任何一种年代系统的选定，均会影响到整个年代框架的前移或后推。
鉴于年代学研究资料来源与古代近东的差异，西方古典在古籍整理与校勘过程中，对晚期文献中一些早期年代的记载始终面临着“信古”与“疑古”之争。这种学术分歧在特洛伊战争的确定及定年上表现得犹为突出。
关于特洛伊战争的记载最早见于荷马的《伊利亚特记》。什里曼根据史诗中的描述，从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先后在小亚细亚西南部一处被土耳其人称之为希萨利克的古代要塞遗址进行了6次较大的发掘，并称他在那里找到了荷马笔下希腊联军的远征地——特洛伊。继什里曼之后，对特洛伊的考古发掘研究不断深入。著名考古学家布莱根通过对特洛伊遗址地层的重新分期，认为特洛伊ⅤⅡɑ的遗存正是特洛伊古战场的所在，时在公元前1250年，等同于希罗多德的最早定年。除希罗多德外，其他古典史家及铭文的记载说法不一，大多集中在前13世纪到前12世纪。鉴于荷马在其史诗中既未言明特洛伊战争发生的年代，亦未论及特洛伊地在何方，考古发现又均为没有任何文字载记的遗存，所以现代学者往往人言言殊。自从本世纪初瑞士学者弗勒撰文称他在赫梯泥板文书中释读出阿卡亚人及荷马笔下特洛伊战争希腊诸英雄的名字起，“信古”学者对特洛伊战争爆发的时间与地点又找到一个有力旁证。
但是，以芬利为代表的“疑古”派，基于缺乏直接的原始记载，全盘否定了特洛伊战争的历史真实性，并以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以及法国的《罗曼罗兰之歌》两部史诗为例来证明史诗作为史实的不可靠性。1964年的《希腊研究杂志》同期发表了有关特洛伊战争问题讨论文章，“信古”与“疑古”两派论争激烈，迄今未息。
18世纪以来，为数不少的学者对早期罗马传统也持怀疑态度，但是，考古研究成果如今已基本证明了罗马早期传统真实性。古代传统并非空穴来风，无所依据，无论在古代近东史还是在西方古典历史的研究过程中均证实了这一点。
就目前年代学研究现状而言，年代学者对各文明地区早期的大部分年代定年只能根据有限的资料推算出大致的年代值；即使是资料相对丰富的晚期的一些年代，也会因记载上的相互矛盾或因多种选择而无所适从，往往只能以“c．”（拉丁文“circum”之缩写，意“约”）或“？”等字符来表示某一绝对历史年代的不确切性以及年代学研究上的无奈。
亚述学、埃及学、赫梯学在我国的研究刚刚起步，对西方古典的研究也相对滞后，而作为历史学辅助学科的年代学研究与介绍更显薄弱。我们希望以“夏商周断代工程”为契机，加强该领域的研究与介绍。有理由相信，我国早期历史断代研究的途径和手段对古代近东与西方古典年代学的研究也将会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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